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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益猖獗的赌球风和假球案，中国足坛开展了大规模的打假扫黑风暴，致使中国足球管理层高官纷纷落马。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足坛的这场扫赌风暴，揭开了中国足坛新的一页。
但中国足球的发展是否就此会一帆风顺呢？中国足球的发展何去何从，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问题。
以博彩合法化来压制赌球，就是人大代表的一个提案。
日前，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人大代表胡葆森提交了一份《关于深化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建议》的提案。
他认为中国足球改革的时机已经来临，人们开始感觉到了中国足球发展的一缕春意。
胡葆森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唯一自始至今的俱乐部投资人，一贯主张坚持走职业化道路振兴中国足球，至今依然主张坚持足球职业化改革方向不动摇。
他坚持认为中国足球应该摒弃“出线”思想，尊重足球运动自身规律。
谈到让人深恶痛绝的“假赌黑”问题，胡葆森认为其根源就在于中国足球从业者缺乏正确的价值观。
他提议加强足球的法制化，对青少年足球采取倾斜化政策。
他在2010的提案更加入了足彩合法化的新内容，以堵住“假赌黑”的源头。
他指出，彻底根治假赌黑，国家有必要在“博彩合法化”上做文章。
胡葆森举例说，2003年11月，中国香港率先开放赌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打击非法地下赌球。
经过时间的检验，香港的赌球合法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如今在扫赌打黑的大背景下，国内应该借鉴香港博彩合法化的经验，逐渐放开限制，用公开的合法的足球博彩来彻底压制非法足彩。
“必须研究非法足彩现象背后蕴含的巨大市场需求，正视这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合理解决他们的消费需求。
合法性与博彩性兼具的新足彩有能力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 历史证明体育和博彩是密不可分的，无论合法还是非法，体育投注总是要发生的。
但与其放任地下庄家发展，不如在有效的监督下使其合法化。
英超赌球合法化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赌球实行合法化之后，英超的假球数量反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甚至当地庄家揭黑幕者也不在少数。
由此看来，疏胜于堵。
北京一位管理彩票的官员同时指出，仅仅依靠取缔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让人们释放赌博欲望的渠道。
对于博彩合法化，当然也不乏反对者。
他们认为，博彩业合法化无异于饮鸩止渴。
赌博合法化必然导致更多的人沉溺其中，危害家庭、社会的稳定，造成更庞大的社会成本。
赌博行为会造成严重的个人问题、家庭问题和社会治安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和地区，也许合法开设赌场，却禁止本国公民涉足。
关于深化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建议
2009年必然是中国足球运动发展的转折之年。
这一年进行的扫赌打黑风暴,在很大程度上开始净化中国足坛的空气,使中国足球迎来了反转的契机，足坛存在的许多问题随之到了可以解决的起点。
足协领导班子换届、东亚四强赛国家队夺冠，仿佛使人们开始感觉到了中国足球发展的一缕春意。
在这个时刻，是继续深化足球的职业化改革，还是按市场上流传的举国体制的言论走回头路，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新课题
我作为非公经济人士，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唯一自始至今的俱乐部投资人，一贯主张坚持走职业化道路振兴中国足球，曾在2006年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提交过相关提案。
今天，面对我国足球运动发展的新形势，依然主张坚持足球职业化改革方向不动摇，并提出如下建议：
一、 坚持以俱乐部为主体、以联赛为根本的职业化模式。
这种模式，已经被足球发达国家百余年的实践证明是符合足球运动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的，对于当下中国足球的方向性选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所谓的职业化足球，必须具备三个标准：
其一，联赛所有权归俱乐部。
欧洲最成功的五大联赛的主体全部为俱乐部组成的联赛委员会或联赛联盟，本身即是有限公司形式，拥有独立于所在国足球协会的商业开发权（包括单独进行电视转播和其他赞助合同的商业洽谈权）。
这类公司，不应是政府机构的所属单位或附庸机构，是联赛科学、高效运作机制的重要基础。
其二，俱乐部必须是资本意义上的独立法人。
它既不能是政府机构的附庸，也不应是企业财团的分支机构。
即使创立初期出于自身造血能力培育的需要，短期内不得不依赖主要投资企业的输血性投入，但一个时期后，俱乐部必须具备自身的造血功能，实现股权和资本意义上的真正独立，摆脱单一投资股东的控制，避免非职业化利益需求的干扰，才能真正按足球自身的运营规律持续发展。
其三，在完善的法制环境和经营环境下生存。
政府的职责和权力，应主要表现在环境的营造和维护方面，主要目的是保证联赛在公正、法制的环境下平稳进行；保障联赛的秩序正常，不能产生任何影响社会安定和谐局面的消极因素。
同时，政府和足协不应过多干预和干扰联赛的正常进行，尤其不应参与联赛的商业性活动去获取利益。
二、摒弃出线足球思想，尊重足球运动自身规律。
这次东亚四强赛至少证明了一点，我们与亚洲足球强国的差距没有相像中那么大。
只要坚持按足球自身运作规律办事，从娃娃抓起，从机制入手，卧薪尝胆，埋头苦干十余年，减少因短期成绩诉求而进行对联赛的肢解与冲击。
这样，以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快速提高为基础，称雄亚洲，跻身世界足球大国之梦才能尽早得以实现。
三、要用倾斜政策全力扶持青少年足球的发展
首先，必须确立足球第一运动的地位，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以影响更多青少年的参与。
重视青少年塔基建设，提高足球人口比例。
足球人口决定足球水平。
其次，青少年足球的发展要重人才、轻战绩。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治愈年龄造假、以大打小、急功近利的顽症，才能做好梯队建设中年龄设置的合理方案。
其三，加强对足球青少年的行为规范、文化课的教育是重中之重，使足球青少年真正普及发展为青少年足球。
其四，青少年足球培养要加强孩子对足球运动的兴趣培养，解决好孩子的职业出路，多渠道开发足球产业链，创造更多成才之路，消除足球青少年家长们的担忧。
其五，全力推行阳光校园足球，通过各部委联合，在资金和政策上扶持，吸引更多有文化、有思想的各级学生回到足球场上，在锻炼身体中发现人材，夯实基础。
最后，注重青少年教练员的培养，扩大选拔优秀教练员的通路及范围，规范建立教练员培训及选拔机制。
四、足彩合法化有利于堵住假赌黑的源头
扫赌打黑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进展，如果继续漠视每年流出国外的成百上千亿赌球资金，新一波的祸乱很可能卷土重来。
彻底根治假赌黑，国家有必要在足彩合法化上做文章。
从公安部公布的扫赌打黑案件实情看，俱乐部利益与个人利益是促成相关人员以身试法的两大因素。
其中赌球或者操纵比赛的最大目的不外乎谋取金钱暴利，在境外赌博公司、地下黑庄、操盘手、教练球员等人的层层操纵下，一些原本干净的国内联赛变了味，成为犯罪的道具。
地下赌球最大的祸根不是联赛本身，而是没有公平合法的足球博彩平台。
研究表明，2008年，中国体彩和福彩的总销售额超过1000亿元，而地下非法赌资却大大超过这一数字，地上一千亿，地下一万亿是业内普通的估计。
据资料显示，仅德国世界杯期间，全球的投注额就创出30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
在中国，仅广东一省，世界杯期间的地下赌球投注额就有200亿元之巨。
在足坛抓赌打黑的背景下，竞彩网与1100多家遍布全国的竞彩专卖店，承载着彩民对合法体育博彩的渴望。
严打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如何让足球博彩合法化要从制度和根源上着手实现。
2003年11月，中国香港率先开放赌球，当时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打击非法赌球，经过时间的检验效果良好。
如今在扫赌打黑的大背景下，国内应该借此东风逐渐放开限制，用公开的合法的足彩来彻底压制非法赌球。
打击非法赌球与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之间的幕后联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终极之道，必须研究非法赌球现象背后蕴含的巨大市场需求，正视这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合理解决他们的消费需求。
合法性与博彩性兼具的新足彩有能力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希望国家相关部门认真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