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三公”，指的是一个家族的四代人中，都有成员位居“三公”之列。所谓的三公，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名称并不一样，但都代表着当时最为尊贵的官职，任何家族就算只有一个人能够位居其中，都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四代人都能这样的话，难度、荣耀度可想而知。
但是，四世三公到底有多大实际权力？其实跟咱们想象中不一样：
首先，笔者刚才说了，三公只是最“尊贵”的官职，并不一定是权力最大的；这一体系的诞生，原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分化权力，后来更是沦为了虚职。
其次，“四世三公”现象仅在东汉末年出现过，而且一次就出了两家：汝南袁氏、弘农杨氏，这正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一大符号。
“三公”这一概念出现得很早，据《尚书》记载，周王朝时期的三公指的是太师、太傅、太保，他们的权力很大：“盖参天子，坐而议政，无不总统”，啥国家大事都会参与，是周天子的重要参谋；而那时具体负责处理各项政务的则是六卿，分别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然而，由于史料的错综复杂，也流传一种说法：“司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为三公”。
秦朝开天辟地，没有设置三公，辅政的主力是左右丞相（或相国）。
汉随秦制，从汉高祖到汉文帝时期，牵头辅佐皇帝治国的一直是丞相/相国，只是数量经常变化，有时一个、有时俩。
但我们知道，从西汉初年开始，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博弈就没停止过——比如刘邦对萧何的猜忌、汉文帝对周勃的持续打压。到了汉武帝时期，一方面为了进一步削弱、分化相权，另一方面由于独尊儒术、经学兴起，受周制的影响，“三公”概念再次诞生，对应的职务是丞相、御史大夫、太尉。
在当时，这几个职务都是掌握着实权的：
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可以视为帝王的副手；
御史大夫“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担负了监察的工作；
太尉“掌武事”，主管军事工作。
他们的工作范围有所侧重，军政大权分而治之，三者互相制衡，皇权从而得到了强化。
但皇帝仍对丞相手里的权力不放心，汉武帝在位期间，在中央几大要职之间设立了复杂的监督体系，比如司隶校尉督察丞相、丞相督察司直、司直督察诸州刺史等等。此外，他还废除太尉、改设大司马，经常由掌军的大将军兼任。
在此基础上，汉昭帝在位期间，为了再次削弱丞相的权力，正式设立“大司马大将军”一职，担任这一岗位的，大多是那些大权在握的重臣（权臣），比如大名鼎鼎的霍光、张安世等人；而到了汉成帝时（公元前33—前7年在位），御史大夫被大司空取代；随后的汉哀帝期间，丞相改名为大司徒，至此，大司马、大司空、大司徒这样的“三公”体系正式成型。
信奉周礼的王莽篡汉后，曾经对官员制度进行了大幅改革，但大多是换汤不换药，并没有对社会起到多大的积极作用。
刘秀光复汉室后，有感于西汉后期权臣掌控朝廷的教训，对中央官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位高权重的“三公”首当其冲。
首先，他把大司徒、大司空中的“大”字去掉，把大司马改回了太尉，三公由此变成了司徒、司空、太尉。更为重要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三公从以前的实权职位，正式变成了虚职：“虽置三公，备员而已”；而三公原本负责的工作，则交给了尚书台。
有意思的是，三公的俸禄是每人每年万石粮食，而尚书台的老大尚书令只有一千石。刘秀的用意，是让官位高的没权，有权的官位低，从而避免权臣窃取朝政的风险。
这还不算，刘秀还提高了地方刺史的权力。在西汉时，刺史（那时叫州牧）向朝廷汇报的情况时，会由三公负责处理，其后才向皇上呈报；而刘秀改了规矩，刺史上报的事务直接递交给皇帝定夺，三公完全沦为了“吃瓜群众”。（对了，刺史的俸禄一般是600-2000石）
这一制度被后面的帝王沿用了下来。那担任三公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大都是些名儒。
自从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的政策以来，官员必须从儒生中选拔，儒家思想得以强势传播、渗透，受到了两汉各阶层的一致推崇。那些世代精修儒家经典的“经学世家”逐渐在政坛中崛起。
在那个书籍并没普及的年代，这些经学世家耳濡目染，世世代代注重儒家经典的研究，薪火相传，逐渐建立起得天独厚的学术研究优势，甚至可以说是知识的“垄断”。其中，当属汝南袁氏、弘农杨氏格外出众，袁安、杨震开启了各自家族的“四世三公”奇迹。
袁安从小就继承了家族对经学的研究，史称他“学问渊博，通达经书”，以举孝廉进入仕途，历任县令、太守、河南尹。由于他为人正直、不畏权贵、公私分明、仁爱厚道，逐渐名动天下，后来进入中央，先后担任太仆、司空、司徒之职，也就是位居三公。
后来，在外戚窦氏专权的黑暗时期，袁安虽然因刚直不阿的性格受到了嫉恨，但由于其名声远播，窦氏倒也未敢真正加害。同时，袁安的渊博学识、仁厚性格也为家族中的后辈树立了良好榜样，他的子孙都保持着修身、克己、博学的优良家风，连续四代人都位居“三公”这样的显贵职位：
袁安担任司空、司徒；他的儿子袁敞、袁京都担任过司空；袁京的儿子袁汤担任过司空、太尉；袁汤的儿子袁逢也当过司空（袁逢则是袁术、袁绍的亲爹）。
另一个四世三公的家族则是弘农杨氏。
杨氏的发达起源于杨喜，据说他就是在乌江边分到项羽1/5尸体的汉军将士，因这份功劳被封两千户侯，开启了家族富贵之路。
杨震是杨喜的八世孙，其父亲杨宝，是汉光武帝刘秀时期的名儒。聪明好学的杨震从小就拜经学大师桓郁为师，逐渐通晓儒家经典著作。他五十岁才进入仕途，历任太守、刺史，逐渐名动天下，很快位居三公，担任过司徒、太尉。
杨震为人淡泊名利，身在官场但却一直清廉刚直、不求私利，品行受到世人的一致称赞。但他并不是明哲保身之辈，面对混乱朝政的宦官、外戚群体，杨震多次上书直言劝谏，被宦官樊丰等人陷害排挤，惨遭汉安帝罢官。
为了警醒世人，杨震在回乡的路上服毒自杀、以此明志，天下人无不哀怜。后来，他的儿子杨秉担任过太尉；杨秉的儿子杨赐担任过司徒、司空；杨赐之子杨彪历任司空、司徒、太尉（他的儿子就是杨修）。这就是与袁氏齐名的另一个“四世三公”家族。
由于儒学的空前兴盛，像袁、杨这样的经学世家得以脱颖而出；而袁安、杨震虽面对日渐黑暗的政治，却能坚信渗透到自己骨子里的君君臣臣、仁爱道德等信念，他们爱护百姓、匡扶皇权、对抗宦官，虽然屡遭挫折，但却从始至终气节不改，由此获得了士大夫们的推崇和拥戴。因此，虽然他们未能掌握实权，但却为子孙树立了好榜样、为家族获取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因此得以代代位居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成为乱世中清流的领袖。
在任何时代，最为可贵的莫过于任他乱世风吹雨打、心中时刻保持一份坚定信念。“三公”沦为虚职，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好事——为那些品德高尚的士人提供了影响世人的平台；袁安、杨震的品行，即使在如今看起来略显迂腐，但正是因为难能可贵，才值得人们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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